白金会游戏亿万现金回馈:20年多后,她也亲手杀死了孙女

2021-04-09 10:02: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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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冬天,法医汪民爱突然来电话,说晚上想一起喝酒。

汪民爱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同事。他从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县医院当医生,80年代末调进县公安局做法医,连局领导都尊称他“汪哥”。2013年,汪哥退休后闲不住,应聘到省城一家司法鉴定机构继续工作。仔细算算,我俩已经好久不见了。

我到火锅店时,汪哥已经落座,锅里的汤沸腾着。我刚坐下,汪哥就端起酒杯,半杯酒下肚,他眯着小眼睛问我:“还记得刘松普不?”

“怎么不记得?破案之后我们都喝醉了,你摔了一扑趴,额头被椅子碰了一个大青包。”

我胡侃逗汪哥开心,思绪却一下被扯回到20多年前。

1

1996年1月15日晚,我们派出所接到黑水坝乡政府报警,说有个刚满月不久的男婴在“铁门槛”被3个男人持刀抢走。

听到“铁门槛”这3个字,我心中便暗暗叫苦。

我们派出所辖8个乡镇,以“马槽岭”为界。马槽岭是一道大山,绵延80多里,最高峰800多米,从派出所驻地向上爬2个多小时的陡坡,就到了山脊上的一处垭口。岭上还有一条横着的山路,跟上山的路在垭口处交汇,这个十字路口是两边山民往来的必经之路,有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之险。解放前,土匪经常在这里伏击路人,当地人便称其为“铁门槛”。1995年,曾有3个劫匪在这里拦路抢钱,我们爬山办案累得要死,但劫匪最后也没有落网。

接警后,所长迅速将案情报告给县局刑警队,随即带人出警。寒风中,三轮挎斗摩托在山路上盘旋了50多分钟,才到了黑水坝乡政府。

到了地方,我看到书记、乡长等一大帮领导正在安慰两个男人。老头鼻子出了血,年轻人的左眼被揍成了熊猫眼,两人的脸上、手上遍布锐器划伤的血痕。

老头叫刘松普,是一个村支书,年轻人是他的儿子刘三。刘松普说,他的孙子满月才7天,最近老拉肚子,早上他和儿子抱着孩子到区医院去检查,因为没赶上回家的班车,只好步行。下午5点多,他们途经“铁门槛”时,突然冒出3个年轻男人持尖刀打劫。父子掏出仅剩的300多块钱,本以为拿钱消灾,不料一个劫匪一把抓过孩子。他俩拼命抢夺,结果被劫匪刺伤,还被踢到垭口坎下的荆棘丛中,等人爬出来,劫匪和孩子都已经无影无踪了。

青天白日抢劫婴儿,简直闻所未闻!所长立即给辖区其他7个乡镇打电话,让他们组织治安员、村干部在路口盘查过往行人、车辆,在村中排查来历不明的男婴。

16日一早,县公安局孙政委和刑警队的同事们也赶来了。孙政委组织大家研究案情,我们一致认为:从作案动机看,劫匪抢孩子,要么是出售、送人或自己抚养,要么是报复刘松普及其家人;从作案针对性看,预谋作案的可能性较大;从作案人员看,外地人不熟悉“铁门槛”,马槽岭沿线的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,但不排除年关打工返乡的当地人带来的外地朋友——当然,也不排除去年那3个还未落网的劫匪。

最后,专案组被分成5个小组,其中4个以“铁门槛”为中心,向四周辐射,调查当天过往行人、打工返乡人员和来历不明的婴儿;剩下1个组负责了解刘松普家人的社会矛盾关系。交警队也出动负责公路盘查,乡政府则负责山路盘查。

为了找到孩子,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。

我和刑警队的同事负责询问刘松普的家人和刘三岳父一家。

刘松普的家,是一栋“凹”字形的老木房,中间3间正房,两边是吊脚楼,院坝是百来平方的水泥地,上面看不到一片树叶、一根乱草,边上还砌了花台,看起来非常气派。

听到狗叫,一个50多岁的妇女从吊脚楼上走下来,听说我们是派出所的,立即将我们引进厨房取暖。她说自己是刘松普的老婆,叫黄文芳,丈夫和儿子都出去找孙子了,她在家看护儿媳妇。

我还没开口问话,黄文芳就捞起围腰蒙住脸,一边哭一边用拳头不停地捶打自己:“昨天我要一起去(医院),老头硬让我在家看护媳妇,不想孙子被抢了。俩爷子枉为男人,要是我的话,打破脑壳也不让他们抢……”

我们劝了好一阵,黄文芳才略略消停,抱怨完世道险恶,头发花白的她突然跪下,求我们找孩子。当时我参加工作不久,心中五味杂陈。

好不容易把她扶起来,问到家里其他的人是否跟外人有什么矛盾时,黄文芳说,他们一家人为人和善,从没和谁争夺过田边地角,也从没说过谁盐咸醋酸,若有矛盾,一定是老头刘松普这些年当村长、书记执行刮宫引产、催粮催款时得罪了人。

说到这儿,黄文芳止住哭泣,肯定地说:“对了,一定是这些人报复我们,他们要害我刘家断子绝孙!”

当我们让黄文芳提供具体对象时,她又讲不出来,说工作上的事只有老头才清楚。我们想找她儿媳妇了解情况,黄文芳立即走出厨房,朝着吊脚楼喊人。之后,她走回火炉边,说儿媳妇月子坐得不好,昨天听说孩子被抢就昏倒了,醒了之后哭了一整夜。

几分钟后,厨房门口出现了一个身穿棉衣、戴毛线帽子的少妇。她双眼红肿,神情木讷地走过来,黄文芳立即过去扶住她,又哭:“天哪,我早就叫老头在工作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莫得罪人,我早就喊他莫当那个芝麻官了,他硬是不听。天哪,这下怎么开交?”

哭声仿佛会传染,少妇也跟着哭了起来。我们安慰一番后,黄文芳也让她莫光哭,要说话。问话前,我让黄文芳回避一下,她说:“一家人,不碍事。”我搬出询问要单独进行的规定后,她才慢吞吞地走开。

刘家的儿媳妇叫代小碧,她说最近孩子老是拉肚子,就抱到区医院去检查,孩子被抢了,户口也没来得及上。

没过几分钟,黄文芳抱着柴火进来了,当时火炉里燃得正旺,我说不用加柴了,黄文芳便把柴整整齐齐地摆在炉边。等我们再次提出让她回避时,她才慢慢地往外走,嘱咐代小碧不要慌,慢慢讲。

代小碧说了几句后,就像一根木桩立在那里,她埋着头,要么搓衣角,要么抠指甲。我们只好从读书、婚姻等话题慢慢地引导她。

缓了一会儿,代小碧说自己娘家是马槽岭的,她是家中幺女。公爹和她父母是老熟人,当年请的媒人上门为儿子刘三提亲,父母都觉得公爹是书记、族长,家庭条件好,等自己见了刘三,也觉得人不错。

1989年,代小碧和刘三结婚。在外人看来,家庭条件一般、勉强小学毕业的代小碧能嫁到刘家,算烧高香了。次年,小两口生了个女儿,按照当时的计生政策,农村夫妇第一胎生了女儿,隔一段时间,可以再生一个。女儿4岁后,公爹刘松普帮她又办了生育证,却不想儿子生下刚满月,就被人抢走了。

说到这里,代小碧又哭了起来,黄文芳闻声跑进屋,有点不高兴:“莫哭了,肯定是老头在工作中过火,得罪了人被报复。不怕,派出所几十个人在找,你老汉也请了几十个人在找,一定会找回来的。”

代小碧还是哭,黄文芳加重了语气:“年更三十、腊时腊月的,整天在屋里哭,就不怕来年家庭不顺吗?”

被婆子妈这么一吼,代小碧当即止住了哭声。

随后,我和同事去了代小碧的娘家,她母亲代老太出来招呼我们。

代老太正准备把猪喂饱后去看望女儿,我们还没有开始问话,她就跺脚拍手咒骂那3个劫匪。好不容易拉回正题,代老太说,农历十月廿八那天,她带着族亲去“打三朝”(当地风俗,女人生孩子,娘家人在月子中择一吉日去贺喜),外孙胖嘟嘟的,好可爱,她天天都梦见,没想到被抢了。还没等我们问到刘家的社会矛盾关系,代老太就先下了定论:“肯定是亲家公搞工作过火,得罪了人被报复!”

不久,代老汉牵着一头水牛回来了,对我们说了一通客气话后,就开始责怪老太婆为什么还不动身。他说自己到现在还没有见过外孙,按照当地风俗,娘家给女儿“打三朝”时,男性亲属不能到场。如今外孙生死未卜,万一有个三长两短,他死不瞑目。

两位老人对世道、治安不满,让我们这些警察无地自容,只能安慰说:“有上百位警察和乡村干部在努力,一定能找回孩子。”

2

那时候,西南山区通信很不方便,一个镇就只有乡政府才有一部摇柄电话,还得通过区邮电局中转。孙政委要求各小组吃住在农家,每两天到黑水坝乡政府集中一次,汇总工作情况。

一大票人忙活了两天,直到1月19日,情况依然不乐观。4个调查访问组走访了近千人,根本没有发现3个劫匪的踪迹;检查了15个婴儿,父母都查得清清楚楚。

我们矛盾排查组将刘松普所在的村子翻了个遍,特别注意那些被执行过计生政策的农户,获得了一些信息。有十几个人明言刘松普执行政策的手段“过火”,有人曾被他用绳子捆到乡政府、有人被他扇过耳光,被他骂更是常事。一个姓阮的村民说,他家第一胎生了女儿,按政策规定,过几年可以生二胎,但他老婆提前怀了孕,胎儿5个多月时,刘松普带人把他老婆抓到区计生站,当天引产,是一个男胎。他恨死了刘松普,一直想报复,但是刘松普既是村长又是族长,他不敢下手。后来时间长了,他觉得刘松普也是按国家政策办事,自家不占理,报复的念头便慢慢地淡化了。最近听说刘松普的孙子被抢了,他还有点同情。

这些从村里获得的线索忽明忽暗,最终还是断了。

1月20日,公安局的法医汪哥跟随大领导来了。会议中,汪哥反复摆弄刘松普父子的伤情照片和现场勘查照片,又将拍照的同事喊到面前仔细询问,之后便拿着照片和领导们窃窃私语。

不知他们说了什么,随后领导重新召集大家开会,说侦查方案不变,只是将罗所长调到我们矛盾排查组来负责——罗所长是本地人。

22日一早,罗所长带我去了刘松普家。当时,刘松普和儿子还在外面寻找孩子,黄文芳就将我们带进厨房烤火,又煮了两碗醪糟汤圆,说是亲家“打三朝”时送的。

我们一边吃一边闲聊,罗所长恭维道:“刘书记亲戚朋友多,你娘家又是大族大姓,‘打三朝’肯定很闹热吧。”

黄文芳说,他们原来不准备办酒的,但亲家母觉得添了个男孙,脸上有光,坚持要办,只好顺了他们的意。不过也没有请客,就是亲家那边和刘黄两家的“实在亲戚”,十几桌人。

“这么多客,要请好多人帮忙咯?”罗所长趁势问。

黄文芳说当天请了十几个人,还说了一长串名字。

吃完汤圆,罗所长称赞了黄文芳的厨艺,说自己有点撑,要出去散步。随后我们在院坝溜了一圈,走到堂屋大门口时,只见右侧的板壁上贴了一张红纸,是一份“名单”——当地办酒席,“管客师”会将工作安排写在一张纸上,供主人和帮忙的人周知。那张红纸上面一栏写着“管客”、“记账”、“办厨”、“端菜”、“铺床”、“放炮”等具体工作,下面一栏则对应着帮忙人员的姓名。

罗所长悄悄地对我说:“记下来。”

离开刘家,罗所长要过名单仔细研究,他发现:14个帮忙的人当中有7个姓刘,是刘氏宗族的人;3个姓黄,肯定是黄文芳的娘家人;剩下的4个外姓女人,他认识其中的2个,都是刘氏家族的媳妇。

“请宗族和娘家人帮忙很正常啊,怎么了?”我疑惑地问。

罗所长没有回答我的问题,反而问道:“你老家离这里不过40公里,农村的规矩,都差不多,你们那里办酒,一般在什么地方请人帮忙?”

我肯定地说,我老家办酒,主人都是请本生产队的人帮忙,人手实在不够才请外面的。

罗所长没有接茬,又说起了一段往事:刘松普的父母原来在刘家寨居住,距离这儿三四公里远,1960年左右,他们搬迁到这里,刘松普虽然当了族长,但本生产队就他一家姓刘,“这些帮忙的人都不是本生产队的,刘松普为什么舍近求远?是不是在规避什么?”

我当即堕入五里雾中。

当天下午,我和罗所长又去了一趟刘普松的老家刘家寨,找那些在“打三朝”酒席上帮过忙的人。那里很多人罗所长都认识,交谈起来也比较随和。那些人说族长家的男孙被抢好可惜,派出所要努力,罗所长笑着反问:“你怎么知道是男孙?”

有人说,虽然自己没有亲眼看到那孩子屙屎屙尿,但神龛上供祖先的“符子”上清清楚楚地写着“弄璋(生男的古称)化财”;有人说,代小碧的娘家人来“打三朝”时,挑的那只“回笼鸡”是只又红又大的鸡公——当地有风俗,女人生小孩后,丈夫要到岳父家“报喜”,生男孩提鸡公,生女孩提鸡母,等娘家“打三朝”时,再用红布条将这只鸡捆好送回,所以称为“回笼鸡”。

23日一早,我和罗所长又去了一趟代小碧的娘家。代老太一见面,就问案子有进展没有。罗所长说“有谱了”,然后不断夸奖她厨艺好,做的醪糟甜、汤圆糯,又说刘家寨的人都夸赞代小碧娘家富有、礼数周全——我们之前走访得知,代家“打三朝”遵循了当地最高的礼数,用箩兜装了满满12挑礼物。

代老太满脸堆笑:“这些都是我们娘家该做的,我家的条件也看得出,硬撑、硬撑……”

代家的几个儿子媳妇都在广东打工,罗所长就问代老太在哪里请了这么多人帮忙。代老太说寨子上的年轻人都出去得差不多了,为了凑齐12个挑礼物的人,“还请了两个学生”。

随后,她说了一长串名字,我都悄悄记下了。

下午,我和罗所长来到学校,让班主任喊来其中一个帮忙的学生申娟。这个才上初二的女生见了从“大城市”来的陌生人后,瑟瑟发抖,我们将火炉调到最大,让她暖和身子,才问她给代家帮忙的事。

申娟说,她家和代家是一个生产队的,两家房子相距四五百米,平时关系很熟。这次代家“打三朝”缺人,爷爷奶奶就让她请了两天假,帮忙挑两坛醪糟。

我让她回忆其他人挑了什么礼品,她说有猪脚、猪油,还有鸡……罗所长问,那只“回笼鸡”长什么样?申娟说那是一只红鸡公,“我很少见过这么大的鸡公”。

我和罗所长的脸色顿时凝重了,又让班主任喊来另一个帮忙挑东西的学生李俊。李俊说自己那天挑的是两只腊猪脚,走在挑鸡的人后面。我问那只“回笼鸡”长得如何,李俊说,那是代老太家最大的一只鸡公,经常把他家的鸡啄得头破血流,这只鸡被送走后,他还高兴了几天。

说到这里,李俊突然抠着后脑勺,自言自语道:“奇怪,‘回笼鸡’怎么变成了一只大鸡公了?”

我和罗所长压住内心的惊喜,佯装漫不经心地问是怎么回事。李俊说,他家和代老太家是邻居,那天,他正在代家耍,看到代老太的女婿刘三提了一只又瘦又小的鸡母进来报喜。可到了“打三朝”那天,鸡母居然变成了鸡公。

听完这话,罗所长立即对我说:“马上回黑水坝,今晚可能要抓人。”

3

傍晚,几个组陆续回到黑水坝。支队长让罗所长介绍情况,当同事们听到丢失的婴儿可能是个女孩时,会议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。支队长制止了大家的讨论,将人分成若干组,让我们以协助调查、采血等名义,将刘松普等人带回连夜审问。

我和罗所长负责讯问刘三。刘三的身材和他父亲刘松普差不多,挺魁梧。刘松普性格强势、口才好、思维敏捷,刘三却给人一种木讷的印象,他刚进办公室就被我反铐起来,脸上立即出现慌乱的神情。

之后再问,他一开口就讲儿子什么时候出生的,为什么去医院,怎么被抢……反反复复就那么几句话,像低年级的小学生背课文似的。

罗所长说刘三讲假话,却没说假在什么地方,还摆了一大堆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的政策。刘三当即鸣冤叫屈,凌晨12点过了都不松口,还说我们破不了案拉他垫背。

那时执法不是很规范,我做样子吓唬刘三,罗所长立即冲出来唱红脸,说他相信刘三明事理,可以迷途知返:“你报喜时捉的鸡母,回笼鸡怎么是鸡公?我们调查了帮忙‘打三朝’人,大家说得清清楚楚。如果你还不把握好主动交代的机会,到头来比你老汉严重得多。给你两分钟考虑。”

罗所长轻言细语,字字句句却像炸弹扔在了堤坝上。不到两分钟,刘三看了看墙上的挂钟,软了:“所长,是爸爸逼着我做的哇。”

刘三说自己是家中的独儿,大女儿出生后,父母要求他们两口子必须再生一个男孩。刘松普觉得这个要求是对他们小两口好,因为没有儿子,他们将来会成为“孤人”;再说,这也是对刘家负责,因为不生儿子,刘家就“绝后”了。

代小碧怀了二胎后,刘松普请了中医开药“改胎”,请先生改风水,都说怀的男孩,但生下来却又是女孩。当时,刘松普要把孩子送人或丢在大路边,刘三也同意,但代小碧说万一丢在大路边冷死了,良心过不去,就不愿意。一家人轮番做工作,最后代小碧只同意将孩子送人,但刘家父子四处打听,一直没有找到愿意收养孩子的人家。

所以,孩子出生的第四天,刘三才到岳父家“报喜”,岳母不高兴,建议他把孩子送人或丢掉。他回到家后,刘松普召集全家开会,说刘家必须要有一个男孙,“大家对外就说生的是男孩,其余的事情我来处理”。

刘三不知父亲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,就听话照办了,在村里宣称自家生的男孩,起名为“刘劲”,还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告诫岳父母。岳父母都说亲家公做得对,自己的女儿必须生出一个男孩,不然在刘家没有地位,他们会按照添男孙的规矩“打三朝”。

1月14日晚,刘松普说有一个湖南人愿意收养女孩。次日上午,代小碧收拾了一口袋衣服和尿片,刘家父子拿上东西、抱上孩子,坐班车去了兴安乡,将孩子交给了一个40多岁的妇女——至于那妇女姓甚名谁,刘三不清楚。

回家的时候,父子俩故意挨到下午,错过班车,步行到人迹罕至的“铁门槛”时,刘松普说起这里曾有路人被抢劫,案子至今没破,于是使了一招“苦肉计”,先用拳头打伤了刘三的眼睛,再将自己的鼻子打出血……

刘松普一直觉得,这个孩子不能平白无故的消失。国家严厉打击弃婴、溺婴的行为,计生办和村干部会定期查看婴儿,一旦发现孩子不见了,肯定会追查,那些曾经被他得罪过的村民也会趁机举报。如果说孩子在“铁门槛”被抢了,案子破不了,不仅可以保住村里的职务,儿子还可以名正言顺地生三胎。

刘三交代完,我点着他鼻子骂:“你他妈的还是人不?亲生女儿也要甩?脑壳长在你老汉身上,他想怎么摇就怎么摇?”

刘三突然痛哭起来,鼻涕眼泪不断地往下掉。他说父亲是族长,又当了20年村官,非常强势,“家里没有其他人说话的份”。他小时候看到父亲就像筛糠一样抖,现在结婚几年了,家里的大小事还是父亲做主,他从不敢顶嘴。

记完笔录已是凌晨5点多,罗所长将刘三交给联防队员看押,让我在办公室小睡一会儿。我睡得正香,突然被人摇醒,一看,原来是汪哥,他说:“兄弟起来,做道场。”

不知是不是做过主刀医生的缘故,汪哥解剖尸体时总会谨慎下刀,尽量让切口整齐,不影响外观。解剖结束后,他还要仔细缝合切口,将尸体表面的血迹擦拭干净,最后祈祷死者一路走好,才算结束。于是,一些侦查员戏称汪哥解剖的同时也在“做道场”,超度亡灵,说了多次以后,他也习惯了。

我睡眼朦胧,看了眼表,不到早上8点,我从沙发上弹起来问汪哥:“这案子都没丢手,哪里又有尸体?”

刚一出派出所,我就看见刘松普双手被反铐着,正押上警车。我们也上了另外一辆警车,汪哥让驾驶员跟着前面那辆警车,又说刘松普把孩子捂死了,埋在兴安河坝,现在去指认现场。

那一刻,我像冰水浇头一样,顿时清醒了,同时也惊呆了。

大约1个小时后,我们穿过兴安乡街道来到一栋水泥砖房前。我曾来这一带清查过暂住人口,知道这栋房子后面有十几间猪圈,湖南、广东的猪贩大多在这里食宿、装货。

刘松普站在房子大门前说,儿媳代小碧二胎生了女孩后,他既为没有男孙在刘氏宗族面前抬不起头而羞愧,又为自己面临“绝后”感到焦虑。若冒险让儿媳超生,自己肯定会被罢官,他思前想后,决定处理掉这个棘手的孙女。

本来,他想将孩子丢在大路边,可儿媳不同意,为了稳住儿媳将来继续生育,他只好按要求把孩子送人。因为孩子是在家里出生的,只有自家人知道性别,他先让家人对外宣称生了男孙,还起了个男性的名字掩人耳目,等“打三朝”过去十几天,他找到了有拐卖前科的张凤英——也就是这栋房子的女主人。张凤英声称自己联系了一个湖南猪贩,可以将孩子送人“收养”,后来警方审问得知,他们是准备将孩子出售获利。

1月15日中午,孩子被抱到张凤英家。可5天后,张凤英就找到刘松普,说公安局、乡政府的人天天在大小路口守着,湖南猪贩带不走孩子,不要了,让他把孩子抱回去。

于是,1月21日深夜,刘松普再次来到张凤英家,接过饿得黄皮寡瘦的孩子及一应物品。接手的那一刻,刘松普慌了神——抱回去吧,自己报了假案,肯定要遭抓,关键是儿子不能再生孩子了;不抱回去吧,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处理?

一个可怕的念头一闪而过。

刘松普走出张凤英家时,悄悄拿了一把锄头,他抱着孩子、提着婴儿用品走向屋后的河滩。或许是预感到了什么,孩子突然大哭起来,哭叫声在宁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,刘松普立即用双手紧紧按住小孙女的后脑,胸膛死死贴住她的口鼻……

指认现场的时候,刘松普的目光在河滩上搜寻,然后带我们走到离河水四五米远的一处沙滩上。河滩虽然铺了一层白霜,但有一块河沙是新鲜的。

汪哥对我说:“老弟,你来开坛(做道场时击鼓开张)吧。”

我像考古队员一样,用锄头轻轻刨开河沙,大约刨了30公分,就看到口袋的一角。汪哥轻轻刷掉口袋上的河沙,小心翼翼地将它提起来,摆在塑料布上。拉开拉锁,一具婴儿的尸体赫然呈现在众人眼前,毫无血色的小脸蛋已经被压扁了。

大约两个小时后,“道场”做完了,汪哥小心翼翼将切口缝好,给婴儿选了一套她妈妈带去的、她爷爷埋下的新衣裳穿上,之后还给她包了一块新尿片。他说,这个孩子是颅脑损伤伴窒息死亡,“这杂种怎么下得了手的?”

我们都沉默了,汪哥悲愤地说:“兄弟们,出枪!”

我和另外3位配枪的同事齐刷刷地将枪掏出来,不约而同地上膛。

“举枪!”汪哥下达了口令,“射——”

按当地风俗,人死后要“鸣炮三响”,埋葬时要鸣炮送行,但这个婴儿明显不能指望家人给她这种礼遇了。汪哥带着我们,送了她最后一程。

4

当天中午,专案组在兴安乡政府食堂吃饭,汪哥喊我陪他喝酒。两杯酒下肚,汪哥又倒了满满一杯,长叹一声:“悲剧啊!”说罢,又一饮而尽。

我们都劝汪哥别喝了,可他又倒了一杯,踉踉跄跄去敬支队长和孙政委。他语无伦次地检讨,说自己当时就感觉刘松普父子的伤情不对劲——他们说抢劫的人拿着尖刀,那为什么父子俩仅仅伤及表皮?既然有刀,为什么还要用拳头打伤父子俩的眼睛鼻子?“自伤可能性大呀,报案有问题呀,但我不敢百分之百地肯定,始终不敢下决心……”

汪哥觉得,如果自己早下决心,专案组就会在21日汇总情况那天晚上收网,孩子也就不可能遇害,法医有重大失误,给什么处分他都不申辩。

支队长和孙政委说,破案后回头看刘松普的作案过程非常简单,但破案中还原作案过程非常艰难。没有及时破案导致孩子遇害,他们来负主要责任,当时他们也不敢肯定,也下不了决心,回去后将会向组织做出深刻检讨。

这杯酒下肚后,汪哥返回座位时栽倒在地,额头碰到板凳,顿时冒起一个大青包。我将他扶起来,他瘫在条椅上,反反复复、含含混混地说:“孩子,我有罪啊!孩子,我有罪啊……”

因为曾经在一起共事,支队长比较了解汪哥,他说汪哥当医生时滴酒不沾,做法医后慢慢开始喝酒。每揭露一桩罪恶,他都要醉一回,“让他醉吧,醒过来他可能好受一些”。

这个案子已经过去20多年,我不知道汪哥为何又突然提起。他告诉我,这些年,他或主动或被动地了解了刘松普一家后来的情况。

刘松普当年被判死缓,在监狱关了9年后患肝癌,保外就医不久后就死了。黄文芳在丈夫死后没几年也走了,刘三被判两年有期徒刑,出狱后和代小碧又生了一个儿子。

我问:“你怎么还在关心他们家的情况?”

汪哥缓缓地说,自己有一个侄儿在省医院精神科工作,平时也负责精神病司法鉴定。前几天他去侄儿的办公室,侄儿问他对代小碧还有印象没有,汪哥本来已经忘了代小碧是谁,侄儿又提到刘松普,汪哥一下就想起了这桩旧案。

侄儿在一份旧案卷中看到了叔叔的名字,才向汪哥提起这个事的,随后侄儿拿出一摞新案卷,上面清晰地记载着另一个悲剧:

2019年10月12日下午,代小碧的儿媳黄娟因外出种菜,将两个月大的女儿放在家中睡觉。不料,代小碧将孙女按在胸膛上捂死,正在挖坑掩埋时被路人发现,已立为故意杀人案侦查,代小碧被取保候审,正在做精神病鉴定。

“她复制刘松普的杀人手法,还癫了?”我后背冒起一阵寒意。

“癫了,没有刑事责任能力。”汪哥微微地摇着头,脸上有几分凄苦。他说自己详细阅读了那份案卷,当地村民证实,刘松普杀死孙女后,代小碧的精神慢慢出现异常。她有时狂躁,半夜三更骂人,自言自语;有时傻乎乎的,可以一动不动待半天。因为家中变故,男人都被抓进去,她也没有就医。等刘三出狱后,看妻子时好时坏,又拿不出钱,只能继续耽误病情。

1998年底,癫狂的代小碧生下了儿子刘兵。刘兵长大后,初中毕业就辍学了,他和其他年轻人不同,对外面的世界不怎么向往,没有出去打工,反而说父母身体不好,要留在家里照顾。

后来,刘兵和黄娟谈恋爱,两人感情很好。虽然不到法定婚龄,女孩的肚子却一天天鼓起来,于是两家热热闹闹举行了婚礼。婚后,黄娟生了一个女儿,小两口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,将女儿视为掌上明珠,从不让精神不正常的代小碧沾手。

出事那天,刘兵出门跑“摩的”,黄娟将孩子奶睡后放在床上,到屋后种菜。不到半个小时,有人惊呼:“刘兵,代小碧把孩子整死了!”黄娟闻讯,尖叫着飞奔过去,在屋旁的小溪边,她看到代小碧杵着锄头,像诵经一样喃喃自语:“我是为你们两口子好,我是对刘家负责……”她面前挖了一个脚盆大的坑,孩子正躺在地上,没有半点气息。

等黄娟放下孩子,就冲过去拖过代小碧手中的锄头,咆哮着砸她的脑袋。代小碧惊叫着逃跑,但还是晚了一步,黄娟一锄头挖在她的肩上,她当即倒地,刚一翻身,黄娟的锄头又砸在她的左小腿上,小腿断裂。

旁人拖走了锄头,黄娟像一头发疯的母狮,扑在代小碧身上撕咬,任凭旁人怎么拖拉,她就是不松口,硬是撕掉了婆婆的半只耳朵。刘三父子闻讯赶来,刘兵抱着女儿的尸体哭得撕心裂肺,勉强听得清词语、意思;刘三的哭泣没有词语,只有最原始的“咦咦哇哇”的腔调。

最后,公安机关对代小碧立故意杀人案侦查,因代小碧的肩胛和小腿骨折,予以取保候审。

听到这里,我默默地吞了一大口酒,长长地吐着酒气。我不敢想象这一家人往后的生活。汪哥说代小碧的骨折构成重伤,黄娟肯定涉嫌故意伤害罪,“不知弟兄们如何找准法律严肃性和执法灵活性的结合点?”

我也不知该怎么回答,却突然想起汪哥做法医的这些年,每揭露一桩罪恶,都要醉一回。有时候,醉酒或许是宽慰自己最好的方式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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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:《亲爱的》剧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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